www.yabo.com本研究选取了包含北京地区典型老旧社区的北太平庄街道，以场地实景与虚拟改造场景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居民对IGS的看法、评价及治理意愿，以及影响居民改造偏好、活动偏好及积极－消极感知的多种景观要素。结果发现，大部分居民对所在社区中的IGS的使用现状及其优缺点有所了解，且对IGS在社区中的改造有较强的共治意愿；居民对改造后IGS的偏好与场景空间变量显著相关植物物种丰富度高、树冠覆盖率大、游憩型设施完善的绿地更受居民青睐。因此，合理控制植物种类、绿地率，恰当选择建植方式、设施类型将有效提升居民的积极感知。最后，本文提出了在该研究基础上展开后续相关研究的可能方向，以期为城市公众生活环境的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设依据。

　　城市绿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研究表明，居住人口密度、居民的收入及年龄都会导致正式绿地使用情况上的差异[1]~[4]。例如，低收入居民在移动性和可达性上的劣势导致他们的日常活动往往集中在居住地附近，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受到城市更新过程中空间重构的负面影响[6]。可以发现，当前的正式绿地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多样化的“便捷需求”与“共享需求”[5]，而触手可及的非正式绿地作为一种新型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有助于城市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愿景。

　　除了密集的建筑区域与绿地，城市中还存在一些边界模糊的地块，包括闲置用地、街道边缘、铁道周边绿地等。这类空间具有自发性、流动性和延展性等特点，是一种不确定的“松散空间”（loose spaces）[6]。这种边缘化的用地在土地所有权、维护、使用、管理和（改造行为的）合法性方面都有含糊不清之处[7]，克里斯多夫DD鲁普雷希特（Christoph D. D. Rupprecht）和贾森A伯恩（Jason A. Byrne）将其称为“非正式绿地”[7]。

　　非正式绿地（informal green space，简称IGS），也被称为“城市野景”（urban wildscapes）或“剩余空间”（leftover spaces）[7]，是一种常被忽视的城市自然景观。根据鲁普雷希特和伯恩的定义，IGS “包含任何曾经遭受强烈人为干扰，如今被非残余的、自发生长的植被占据的空间”[7]。其所有权属与管理权属并不一定明确或统一：“它们并未被管理机构或财产所有者正式划定为用于农业、林业、园艺、休闲或环境保护的空间”土地所有者不会对其中的植被进行任何管理，任何游憩目的的使用都是非正式的和过渡性的[7]。

　　与正式绿地相比，IGS的优势主要包括：1）以自发生长的植被为主，更具自然野趣；2）几乎随处可见，居民的出行时间和经济成本较少；3）主要依靠居民自发性维护，维护成本较低。

　　鲁普雷希特和伯恩将IGS分为9种类型：街道边缘（street verge）、空置或废弃地块（lot）、缝隙空间（gap）、铁道周边绿地（railway）、棕地（brownfield）、水系周边绿地（waterside）、结构性空间（structural）、微型绿地（microsite），以及电力线周边绿地（power line），且同一地块可能同时从属于多个类别[8]。

　　基于中国的老旧社区的用地特征，老旧社区涉及的IGS一般包括街道边缘、空置或废弃地块、缝隙空间、结构性空间、微型绿地，以及电力线

　　在战术都市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城市IGS的改造策略包括低效空间激活、功能叠加复合、已有功能再生等，都是通过引入适宜的植物和多样化的设施来实现的（如“快闪”公园、可食性花园）[9]

　　在中国，老旧社区的绿地普遍面临着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建设参与度不高、与人群使用需求不符等问题[10]

　　，绿地数量提高与品质提升迫在眉睫。而社区中的IGS恰好具备改造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巨大潜力：1）从绿地分布上看，社区公园分布不均衡、服务范围差异较大，社区中的IGS可以作为社区公园绿地的补充；2）从使用状态上看，可以在响应居民晾衣、停车等需求的基础上对社区景观进行重组和提升；3）从产权性质上看，老旧社区内的房屋产权性质复杂，街道与居委会、责任规划师、居民都可以共同参与到公共空间改造的过程中来，实现小区管理／治理形式多元化

　　[11]。其中的IGS改造也可以发挥居民自发性维护的优势，实现绿地的灵活有效治理。04

　　在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的一系列老旧社区改造项目中，IGS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改造重点之一[12]~[14]

　　自2016年推行《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2017－2020）》至今，北京一直是老旧社区改造的先行城市。因此，笔者在北京老城区中选择了较为有代表性的北太平庄街道进行调研。这片5.17km2

　　针对小区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居民对小区的活动场地并不满意；近半数居民认为小区内儿童活动场地、健身运动设施，以及老年活动场地不足；除此之外还有铺地材质不舒适、青年活动场地少，以及遮阳不足等体验度与舒适性较差的问题。

　　关于评价与治理意向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居民意识到其小区内及周边存在IGS，并且大多数居民愿意进入IGS进行活动；近半数居民愿意在工作日使用这类空间进行活动，这也体现出IGS在使用时段方面的优势：公众一般选择周末与节假日前往公园等正式绿地进行游憩活动，而IGS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更高。居民们认为存在较多垃圾、空间狭小，以及有安全隐患是IGS的主要问题，其潜在优点主要包括可以进行休闲活动放松心情、离家近，以及不拥挤。

　　在对IGS的共建共治意愿上来看，更多人愿意通过捐款的方式参与IGS的治理；大多数人愿意每月参加不少于一小时的治理活动，但是当参与治理活动的时间增至每周不少于一小时，居民的意愿有所下降。在治理内容方面，大多数居民愿意参与除草及种植花木的工作、打扫垃圾、制作长椅和游戏器材等设施等具体的治理活动。

　　基于字面叙述的改造方案会因为主观理解上的差异，而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因此研究采用改造方案可视化的手段[16]

　　魏方，王宇卓，陈鲁，刘育君结果表明，随着植物丰富程度以及冠幅数值的升高，居民的评分也逐渐增高；居民对于绿地率没有明确的偏向性；在种植方式上，更多居民更偏好行列种植，而最不受欢迎的是花钵种植；而在设施类型上，休憩型设施的平均分最高。可以认为，受访者偏好于更高的树冠覆盖率、更丰富的植物种类，以及更完善的休憩型设施；对于人工化与自然式的植物种植方式，或者是绿地率的偏好则较为模糊。然而，由于种植方式与设施类型这两类场景涉及到的种类较多，本研究仅选用了几组代表性场景，且无法避免受访者对形式、颜色等的个人偏好，故评分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居民积极感知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植物丰富度与种植方式的变化对设定的景色优美、特色鲜明等7项积极感知均有显著影响。而居民消极感知卡方检验结果则表明，与积极感知相似，植物丰富度与种植方式变化对应的易被枝条划伤、蚊虫叮咬等6项消极感知均有一定差异。

　　中国城市老旧社区IGS改造的各个阶段的难点各不相同：在前期进行改造方案策划时，需要针对老旧社区人口结构的特殊性，考虑在IGS改造中增加针对老年人等特定人群的功能。与此同时，也需要注重与外部环境的整体绿地布局相融合；在改造过程中，如何在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协调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在后期治理上，由于老旧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仍有待提升，且缺乏专业治理经验，因此仍需探索一套合理有效、可行性强的治理方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针对目前老旧社区的具体问题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缺项较多或老化严重，管理匮乏带来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存放问题，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公共环境狭小且品质较差等IGS作为被忽视的资源，将成为提升景观品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其改造中的难点问题也有望随着政策的推进以及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而被逐个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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